针对网络平台之间互相设置壁垒阻碍，阻碍公民通信权充分实现的行为，《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对网络平台的阻碍竞争与垄断行为进行了规制[42]。

因此，规范制定权和宪法解释权可以作用于同一个规范制定程序，前者不会影响后者的权威地位。在可能的解决方案中，由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强调以货币化衡量方式直观展现规范的有效性，可行性较强，所以有学者建议在我国的立法程序中引入该方法。

虽然从起源上看比例原则的核心内涵是保障基本权利，但在法律规范制定领域，某些规范与基本权利并不直接发生关联，却同样可以成为比例原则的适用场域。综合来看，在既有讨论中，学者们普遍把审查对象和审查主体视为合宪性审查制度的重要内容，两者分别回答审查什么和谁来审查的问题。三是辅助性审查主体即专家顾问，主要有两种类型。上述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解决。其次，从规范层面看，虽然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规范制定主体开展事中审查的职责，但它已经存在于《宪法》和《立法法》关于规范制定工作的基本要求之中。

虽然不同阶段的参与机构之间可以就草案的合宪性进行沟通，但合宪与否的判断仍然先由草案所处阶段的机构负责，其他机构可以在草案流转到本机构时再行审查和修改。域外国家为提高事中审查效率，通常由综合性审查主体执行功能性审查标准，由专业性审查主体执行规范性审查标准，如果遇到交叉问题可以沟通协商，协商不成再交给规范上的审查主体作出最终决定。目前来看，这一以通信权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在于：在宪法的顶层架构之下，以《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为基本法律，其他公法、私法、社会法等法律部门中关于通信权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或条款为主要内容，共同构成了通信权保障的法律体系。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最为集中而又深刻的表达，通信媒介技术的现代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从经济理性角度观察，网络平台与互联网企业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商业利益。若是跳出时代限定，通信权在一般意义上表达的是人无限延伸的人格权，对应的不是个体人格，而是跨越性人格，而不断发展的通信媒介技术促使形成了通信权的不同历史类型。[8]2016年《无线电管理条例》明确了无线电资源的多元配置模式，明确了无线电频率的使用期限，完善了无线电频率资源收回制度，增加了卫星无线电频率管理的相关规定。

（二）通信权保障的基本法律体系 宪法对于通信权的基础、内容以及未来发展都提供了规范依据，宪法上的通信权规范成为各个部门法关于国家对网络通信与数字社会治理的根本规范和起点。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都是劳作产生的作品，是人性之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都属于不同的符号形式[14]，被一个共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1791年美国《权利法案》中规定的通信权对应的依旧是传统通信模式，到了德国《魏玛宪法》以及《基本法》，通信权的形式逐渐变得丰富多样。一类是罗列通信的不同类型，却没有指出通信媒介的一般性和开放性。准确地说，我国宪法中关于通信权的规定对应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6]除了各国宪法之外，通信权也成为了国际人权法的内容。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包括一系列子权利，如查阅权、复制权、异议权、更正权、删除权、知情权、决定权以及可携带权等权利，这使得公民通信权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发展。201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因此，通信是媒介技术的总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技术表现形式，这也表现为通信权在法律上不同的表达。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为例，立法保障通信权充分体现了媒介技术进步的时代特征。

文章来源：《齐鲁学刊》2022年第5期。[2]杨义先、钮心忻：《通信简史——从遗传编码到量子信息》，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年，第283-291页。

通信权的实现程度与质量是衡量我国走向现代化程度与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尺。因此，立法保护通信权既是对人权中跨人格权的制度保障，也是每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与必然要求。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7]。2017年11月2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与个体人格观相对，国家在每个公民的权利保护中都扮演着双重角色，即权利的守护者或干预者。麦克卢汉指出，从历史上看，人类媒介的革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语言与文字的发明使得人类走出部落，加强与部落外世界的联通。[31]参见周汉华：《探索激励相容的个人数据治理之道——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方向》，《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4-5页。由于人们使用电报进行通信成为趋势，1857年横跨美国海底的电报电缆正式铺设完成。

如麦克卢汉所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使得人类逐渐结合为一体，重新部落化，地球这颗行星成为相互联通的地球村。最后，通信媒介不仅具有跨人格性，还具有跨国家性与跨空间性[28]。

这一秩序意味着，除了不侵犯并保护基本权利之外，国家要运用一切手段促进、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对于这一面，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将其称为跨越性人格。

[18][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7页。正如查尔斯·蒂利所指出的，正是由于公民与网络之间的高度信任关系，才推进信任网络不断推陈出新[23]。

2010年后，网络成为生活空间的一部分，相关立法规定进入丰富化阶段。从2016年至今，《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陆续出台生效，立法对通信权的保护呈现出时代发展和内涵扩张两个基本维度。回顾历史，通信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其制度史与通信科技的发展具有同步性。社会法领域不乏涉及保障通信权的法律规范，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为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权提供了法律制度[40]。

通信媒介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信也就成为法律上的权利，其内容也随媒介种类而调整。除了语言之外，各种媒介包括数字符号和算法，都是通信的内容，跨越性人格较之语言交往行动理论具有更为广义的内涵。

（二）通信权实现的社会责任 在数字时代，公民通信权的主要行使媒介是互联网，确切地说是网络平台。因此，通信权在法理基础上对应的是跨越性人格，语言只是跨越性人格的符号与媒介体系的一部分，除了理性交往与论辩之外，符号与媒介技术是实现跨个体价值和跨越性人格的核心。

通信的实质就是开发与建设媒介，打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的屏障，实现互联互通。就此而言，网络平台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责任关系，一种是公法上的法律责任关系，如果网络平台侵害公民的个人信息达到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违法或犯罪的程度，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下平台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宪法通信权就是每个人不断突破时空界限同其他人相互联系、沟通和交往、拓展自身人格的基本权利。为了化解电信运营部门的垄断和割据，国家制定政策法规，成立中国联通，并且对其他的电信运营部门进行优化组合，相对强势的电信运营企业吸纳相对弱势的电信运营企业，形成了电信行业移动、联通、电信三足鼎立的良好局面，公民通信权在之后的几十年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切实保障。我国《宪法》中的通信权规定有域外借鉴的内容，但在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展现出通信权的历史演进与体系内涵。严格来说，《数据安全法》并没有规定公民的数据权益，更多的是国家的安全义务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

[13]劳作构成了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设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一章，国家直接介入对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中的保护，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通过对网络平台的监管，对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信息内容风险、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网络游戏沉迷风险、网络欺凌风险等提供强有力的保护[41]。

注释: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据此，如果说，由个体人格塑造的共同生活形态是市民社会，以超个体人格塑造的共同生活形态是国家，那么，跨个体人格塑造的共同生活形态则是共同体[15]。

在历史维度上，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生活中，通信权一度局限在邮政电报，而电视电话被视为发达国家的象征。[1]然而，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国家，我国《宪法》中的通信权及其相关的通信技术多是从域外引进而来，从立法时代上很难充分观察到通信权与通信科技发展进步的历史相关性。